裸妝

　　□鄧海建
　　今年4月，中山大學中山醫學院研究的結果表明，青壯年在睡眠中不明原因猝死的案例，從1990年1月至2013年8月，24年間東莞至少發生了1124例，其中2004年到2013年的10年間有697例，而且案例越來越多，發病的高危因素依然存在。 （據7月21日《廣州日報》）
　　當沒完沒了的“加班文化”與“愛崗敬業”畫上等號的時候，勞動價值的支取，遲早要以極端面目呈現出來。勤勞固然是美德，但若是常年“被勤勞”——因制度所累、職業所累而無休無止地疲於奔命，這樣的人生，恐怕沒有絲毫美好可言。
　　今年4月，媒體曝出了這樣一個案例：一個月加班時間190個小時，中餐和晚飯時間平均不超過15分鐘。在連續一年的持續高強度加班後，33歲的沖模設計工程師劉先軍猝死在東莞市的一個出租屋內。2013年11月，《小康》在世界各地的中國人當中開展這一調查，共2013人參與。中國人的最大年度感受就是“累”：有人“身累”，有人“心累”，有人“特別累”，還有人“越來越累”。
　　文武之道，一張一弛。青壯年過勞死，無非兩個因素使然：一是“勤勞觀”被異化。早在1894年，在中國度過半個多世紀的美國傳教士明恩溥就曾撰書了《中國人的臉譜》一書，寫道“從早到晚善於勞作幾乎成為每個中國人的特質”。時過境遷，勞作方式與環境發生巨大變化，同樣工作時間，工作強度已天壤之別，此時再以工作時長論英雄，無非是逼人過勞。二是勞動監察睜眼閉眼。逢年過節，口惠而實不至的加班權益，導致不少企業更肆無忌憚侵占員工“工餘時間”。市場經濟雖沒有身份依附關係，但基於勞資博弈的天然不對等，企業很容易綁架員工的作息時間。此時，如果工會與監察部門“屁股決定腦袋”，免費加班只怕終究是敢怒不敢言。
　　令人憂心的是，過勞死“屍檢難以獲得可解釋死因的病理學證據”，可能連工傷都無法坐實。相關的勞動保護法規為何呵護不了底線的生命安全呢？這些年，企業最喜歡用社會責任標榜自己在財稅、生態、公益等方面的積極作為，但恰恰很少展示自家員工的生存狀態。也許，對今天的中國企業來說，“準時下班”、“有償加班”才是最底線的社會責任。　　（原標題：“準時下班”是底線責任）